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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论蒙古族游牧生产方式的保护与恢复问题【yd12

浏览次数:76 时间:2019-12-22

  草原文化基本内涵及人文价值的再度探讨

Nomadic production mode is the core of nomadic culture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nomadic culture and the grassland is that of mutual precondition and mutual result.The natural geographical condition of Mongolian plateau is the natural logic for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nomadic production mode.If there are no basic changes in this specific environment,the nomadic production mode has its reason and necessity for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The value of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this mode is decided first by its ecological nature.Meanwhile,it also has cultural diversity value,ecological safety value,ecological ethics value,economic development value and postmodern value.Therefore,making studies on th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nomadic production mode is of both theoretical value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满洲八旗

  陈巴特尔的《反思与构建:全球史观视野下的草原文化》,在从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新视角审视全球背景下的草原文化价值取向,反思和分析中外史学史上流传多年的有关草原民族的华夷之辩、蛮族之说等偏见的同时,运用全球史观的理论观点重新评价和肯定了草原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历史地位和积极作用。胡玉春的《边缘地带文化互动的记忆以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为例》认为,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这两个相邻文化始终保持互动关系,二者之间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在各自的边缘区域犬牙交错,形成农牧交错的过渡带,文化融合首先发生在这里。刘春子的《草原文化信义观初探》认为,信义是草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是在特定的生产生活传统和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一种社会责任和道德法规形式。誓言是信义的主要载体,是人与人、君与臣、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信义关系的情感纽带和行为准则。在价值取向多样化、传统文化边缘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义不断面临挑战的当今社会转型时期,草原文化的信义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金瑞、王赛音的《论草原文化的历史贡献及当代核心价值》,从草原文化的内在特征着手,重点考察草原文化对世界历史作出的贡献及微观视野中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精神实质和草原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构成及其内涵。特木勒的《蒙元汗庭东迁之地考述》,利用详实的历史文献资料、民俗学资料,对北元汗庭东迁过程进行考证,认为今辽西地区为当时蒙元汗庭驻帐的古列延(蒙古语,意为院子、院落或圈子、框子等)。乌云高娃的《试论伪满洲国时期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哈达的民族意识》,以哈达的生平及代表作品为依托,从文化研究的视角着重分析了伪满时期蒙古族知识分子的民族忧患意识及强烈的政治责任意识。

中国历史上,直到明朝时期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以长城为界,有着明显的分界线,长城以南是农耕文化,长城以北是游牧文化。中原沃土孕育了华夏文化,华夏文化自然又是农耕文化。中原适宜的气候和稳定的农业生产刺激了人口增长,迅速增长起来的人口又因其生态环境承载力的问题而不得不四处迁移。历史上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就是一个证明,而他们的迁徙在北方又遇到了游牧文化的抵御。由此,在历史上留下了南北对峙的记载,同时也形成了你来我往、北上南下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交往。

拉铁摩尔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统治中国的少数民族王朝,它的主要来源并不是纯粹的游牧人或纯粹的渔猎民族,而是处于农牧交错带的边疆民族,因为纯粹的游牧民族无意于直接统治汉地人口及其社会,而更愿意采取掠夺中原内地的方式获取生存资源,但边疆民族究其最终来源,无不是来自草原深处和森林内部,蒙元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位于高纬度的游牧人群生活条件极差,蒙古草原更是亚欧大陆内部气候最严酷的地区之一,他们最向往向南部气候暖湿的农耕地区扩张,以求获得更加舒适的生活,这应该是古代游牧民族南下征服农耕文明地区的原动力,再加上与农耕民族打交道,更利于征服中原内地。

  吴团英研究员在《关于草原文化研究几个问题的思考》的学术报告中,在总结已往草原文化研究中形成的把草原文化作为整体来研究、把草原文化放在中华文化大框架下研究、把草原文化与内蒙古民族文化大区建设结合起来研究三个特点的基础上,从草原文化的学科分类、基本属性、区域分布、构成划分、发展高峰期等五个方面,对草原文化的内涵、构成和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和归纳,概括性地解答了什么才是草原文化和草原文化学科的核心理论问题。他指出,所谓地域文化有三个基本标准:一是要有相对稳定的地理范围;二是要有地域生产生活特点;三是要有原发区域和历史上的古国、古地理依据。即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历史上形成的、被人感知和认同的文化。草原文化是在草原的历史地理条件下形成的地域文化。关于草原文化的属性,他认为,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游牧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统一,是一种综合性复合文化。其中,地域文化是根本属性,民族文化、生态文化、游牧文化则是其基本属性。依据草原文化的分布情况可分为发祥地、承载地、影响地等三个区域,即草原文化的核心区、传播区、辐射区。蒙古高原是草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同时也是草原文化的核心区域。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这种长期碰撞和角力的结果,是中原农耕文化最终冲破了草原游牧文化圈的堤坝,冲向草原。中原农耕在四处扩散的过程中,把中原农耕文化带到了各地,开始影响周围邻近地区的各民族及其文化。这些邻近地区的民族生活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的中原农耕人中间,不得不学习或效仿他们的文化,以适应他们的文化和习俗。适应的结果,渐渐地也就失去了自己的传统文化,最后彻底融入中原农耕文化体系中。这样变迁的结果,游牧人变成了农民,昔日之牧场变成了今天的农田和沙漠。因此,中原农耕文化扩散的过程也就是其周围地区其他民族文化的萎缩甚至消失的过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原周围地区其他民族文化类型比中原农耕文化落后理应淘汰,而只能说明这样一种事实:中原周围地区的其他民族文化类型作为少数人的文化无法得到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中原农耕人的认可和接受,也无法抵御中原农耕文化的扩散和流入。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内蒙古总人口为2470.6万人,其中具有农耕文化背景的汉族人口有1965.09万人,占总人口的79.54%。这种人口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必然转化为文化上的绝对优势,能够熔化和同化周围的其他文化类型。另一方面,农耕文化在草原地区成为主导文化之后,农耕文化意识得以有形化、制度化,成为约束该区域人们行为的正式制度,并对内蒙古草原生态产生了破坏性的作用。[1]如地方政府实施定居、承包、围栏、围封转移等政策和制度的结果,牧民定居了,草场变得更加狭窄和细小化了,传统的典型的游牧生产方式却被强行消灭了,冬营地和夏营地之间移动的具有半游牧性质的“游牧生产方式”零星分布于内蒙古牧区的一些个别地方,只能在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夹缝之中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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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绍东教授在《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先进与落后、防御与进攻之辩以战国秦汉时期为视角》的学术报告中,对历史上形成的视农耕为先进、游牧为落后、农耕民族处处防御、游牧民族节节进攻,从而农耕生产方式取代游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进步的传统观念进行重新思考,并以战国秦汉时期农耕与游牧两个世界的战与和、进与退、强与弱为视角,客观辩证地分析了这两种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各自的特征和规律。他认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离不开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这两种最基本的物质因素。在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灌溉方便的大河流域的平原地带农耕生产得到高度的发展,显现出农耕文化特有的先进性。而那些生活在降雨量低、气候寒冷干燥的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尤其是年降雨量少于400毫米的高原地区的人群,选择以养畜业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正是因为有了游牧生产方式,才使人类突破环境的限制,开拓了新的生存地域,发明了新的生产方式,创造了新型的人类文明。

关 键 词:蒙古族/游牧生产方式/生态本质/保护与恢复/Mongolian/nomadic production mode/ecological nature/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新疆则是绿洲农业的典型,虽然有充足的灌溉水源,有发展农业的可能性,但汉族向西发展仍然受到限制,主要是因为新疆的绿洲是被广袤的沙漠所包围,相互之间交通联系非常薄弱,而新疆与内地之间存在着广阔的沙漠戈壁相阻拦,与内地交通不便,且与草原民族相邻,极易受到威胁,更重要的是绿洲农业的发展有一定的极限,一旦超过极限,定居从事农业的人群则会转而从事游牧业,从而成为游牧民族的一部分。

  王其格的《再论草原文化的内涵及构成》,认为草原文化是一个不同于一般学科的综合性人文学科概念。首先,草原文化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即草原这一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包括原生性、次生性、共生性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其次,草原文化是个历史地理概念,即在草原的自然生态历史、人文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形态的文化,而不是单一民族或单一形态文化。第三,草原文化是个民族文化概念,即从史前时代的北方先民到后来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和当今各民族共同造就和发展的文化,这也是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等其他地域文化所不同的重要区别之一。第四,草原文化是一个多元文化概念,即包括原生性本土文化和再生性异质文化及后来的共生文化。草原文化是不断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进化,由原始文明向现代文明发展过来的系统文化,即从旧石器时代直至当今社会的一系列相互传承、相互影响并演化过来的不同类型文化的总和,包括原始采集渔猎文化、农耕狩猎文化以及后来的农耕文化、游牧文化、聚落城市文化、商业文化、工业文化等不同形态文化,是一种多源且多元的复合型文化体系。

作者简介:包玉山,内蒙古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包玉山,男,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人,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游牧经济、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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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舒宪教授在《文化传播:从草原文化到华夏文明》的学术报告中,依据红山文化、巴蜀文化等史前考古史料,分别以草原文化与玉石之路、草原文化与黄金之路、草原文化与熊鹿崇拜等三个方面对草原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关系,草原文化对华夏文明形成的贡献进行深入阐述。他认为,商周时期墓葬出土的玉器大部分是新疆和田玉,说明早在3000多年前的中原和西域之间已经有了早于丝绸之路的玉石之路。所谓玉门关就是当时运玉途中的中转站或集散地。红山玉器对中原玉文化的形成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正如玉出昆仑一样,黄金也是由北向南传入的异文化元素。我国最早的黄金饰品出土于距今4000多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而中原地区在商周时期还没有黄金礼器,直至春秋战国才出现少量金器。在四川三星堆古墓中除了中原文化特有的青铜礼器、玉器外,还出土了用黄金制成的权杖、面具、太阳状金箔等精美金器,表现出与当时的中原文化截然不同的风格。红山文化玉雕龙的C字型躯干、鹿角、熊爪都是中华龙的母体元素。比起文字记载的小传统、文字出现以前的神话传说、神圣符号和考古出土的实物等大传统,能够从更为久远的历史时空、更为广阔的视角、灵活地探索草原文化与华夏文明之间的渊源联系,从而能够得出更贴近历史真相的判断和结论。

从初始意义上讲,不同的生态环境形成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民族又在适应其周围生态环境过程中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同时,不同民族又通过其文化适应着各自的生态环境。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是蒙古高原这一特定生态环境的产物,他们在适应该环境过程中共同创造了游牧文化,并通过游牧文化适应和保护其生态环境。

在传统的农业经济时代,农耕定居的生活方式与游牧迁徙的生活方式是对立的,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清朝的建立成功地将东北的渔猎社会、蒙古的游牧社会、新疆的绿洲社会、西藏的半游牧半农耕社会和汉地的农耕社会五者融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草原文化这一学术概念的提出不仅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学术视野,而且为传统的学术研究给出崭新的思路和视角,为内蒙古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搭建了更为广阔的学术理论平台。在本届论坛上学者们再度围绕什么才是草原文化的论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游牧生产方式是游牧文化的内核,也是游牧文化得以形成的土壤和基础。没有蒙古高原这一特殊生态环境,独具蒙古特色的游牧生产方式和游牧文化便不可能形成;没有蒙古特色的游牧生产方式和游牧文化,蒙古草原也不会完整地保留至今。因此,蒙古高原和游牧文化之间是一种互为前提、互为结果的关系。游牧生产方式是指游牧民生存和发展所需物质资料的谋取方式,是游牧民与自然界之间、游牧民与游牧民之间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游牧经济、游牧畜牧业、游牧生产方式、游牧文化”等概念虽然在内涵上有所不同,但其内容相互交叉和重合。因此,本文在重合意义上使用上述概念。笔者主张保护和恢复游牧生产方式,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的传统游牧生产方式上去,而是指具备完善的防灾设施、充足的饲草料储备、现代化的游牧生产工具等条件下的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回归。

满族的成功一方面在于因地适宜的民族管理政策,如在东北实行将军和八旗制度,在蒙古与蒙古王公联姻,建立盟旗制度,在新疆实行将军制度,在西藏实行驻藏大臣制度。另一方面又在于适度的汉化,满清没有像蒙元那样拒绝汉化,一味固守游牧传统,从而激起汉民族的反抗,也没有像早期入主中原的北魏、金那样彻底融入汉族之中,从而失去民族特性和骁勇进取之气,最终被来自更靠北面,更加野蛮的游牧民族消灭掉,因此虽然清朝在后期丢掉了大片领土,但满族仍然为中国在领土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内容提要:游牧生产方式是游牧文化的核心,游牧文化和草原之间是互为前提、互为结果的关系。蒙古高原的自然地理条件是游牧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天然逻辑。只要这一特殊环境条件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游牧生产方式就有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和必要。游牧生产方式保护与恢复,具有文化多样性价值、生态安全价值、生态伦理价值、经济开发价值和后现代价值。研究和探讨游牧生产方式的保护和恢复问题,不仅具有理论研究价值,而且还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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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游牧生产方式的消失之因

3.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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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游的黄土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主要原因在于黄土的疏松土质使其本身易于开垦,黄土也相对较为肥沃,降水量适中,又有河流流经,有充足的水源可供灌溉,于是农业的精耕细作便成为可能,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文明就相应地产生。

2.边疆地区的环境和生活方式

新疆的绿洲农业

中国农牧分界线地图

蒙古人逐水草而居,是典型的游牧民族

边疆民族一旦入主中原,势必将大部分部众带至长城以南,因为长城以南的中国本部的生活环境要比内外边疆地区的生活环境优越的多,任何一个少数民族都很难抗拒这种生活的诱惑,历史上除了蒙元以外,北朝和满清入关,都造成了东北地区等边疆地区的空虚,而边疆地区更像是新的游牧民族的形成地或是更北的游牧民族迁徙目的地,从而形成对统治中国内地的边疆王朝形成新的冲击。

清朝全盛时期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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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中北部和东部是森林山地,气候较冷,冬季积雪深,森林茂密,开垦耕种比较困难,对农耕的关注较少。虽然有充足的河流可供农业灌溉,但大多数河流的流向背向中国,且它们的可耕地散布地很广,但是居住在那里是渔猎民族,他们并不从事农耕,因此汉民族也始终无法向东北大规模扩张。气候的寒冷应该是限制汉族向东北扩张的主要因素。只有到了近代,凭借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近代交通工具铁路的出现,东北地区才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汉人才能大规模的移民至东北。

相反在长城线以北的亚洲,地理的变化比气候的变化还要迅速,那儿没有足供灌溉的河流。虽然在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可以农耕,但是耕作必须从精耕改为粗耕,并更倾向于混合农业,即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牲畜。原始的汉族已经接受日益复杂的精耕农业,因此不可能再退回到粗放农业及混合经济制度。所以造成历史上汉人屡次越过长城,比如秦始皇时期夺取河套,汉武帝时期出击匈奴,但却始终无法在长城以北立足。在北方形成了一条无形的长城,这个长城是一条虚拟的汉族与非汉族的天然界线,形成这条天然界限的根本原因在于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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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是典型的草原,它的生产方式只能是游牧的生产方式,任何汉族移民一旦进入到蒙古草原地区,必然会受到同化,但历史上的农牧分界线是受到气候的强大影响,气候干冷时期分界线南移,气候暖湿时期,分界线则会北移。东北除了辽东有少数汉人开发以外,在东北的中部和北部是一片蛮荒,辽东的气候和黄河流域没有区别,作物和农业条件也都一样,为中原汉地的延伸,且通过辽西走廊、山海关与内地十八省相联系。

当华夏文明在黄河中游的黄土地区形成之后,随着人口的增加,汉人开始向四周扩张,但在北方和南方的扩张效果却截然不同,在南方,汉民族一直在扩张,并成功地把当地的少数民族同化或驱逐到更加偏僻的西南地区。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南方的土地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南方的土地变得易于开垦,正如拉铁摩尔所说,在精耕的程度上,南方的稻田和北方的小米、豆、麦田当然不一样,然而在大体上他们还是相同的,因此南方成为汉族主要的扩展方向,而南方的少数民族只能退缩到不易开垦的山区或崎岖不平的高原之上。

西藏则是高寒的典型代表,地势极高,高原周边有巨大的山脉与汉地隔开,汉人很难跨越这些天然屏障,只有河谷地区才有发达的农业,它的广大地区仍然是草原,适合游牧,这与新疆的绿洲农业有相似之处。

1.华夏文明的起源与扩张

中国降水量分布图

近代以来,在列强的欺凌之下,我国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外东北大片区域,以及西北边疆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被沙俄割走,多少人为此痛惜不已。难道仅仅是由于清末政治腐败,国力衰弱造成的吗?而清朝对丢掉外东北大片领土的态度更让人匪夷所思,他们认为这些地方都是流放犯人的苦寒之地,没有任何价值,给予沙俄是清朝的皇恩浩荡,没有任何惋惜之情。但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长城似乎已经成为汉族天然分布的北界,难道我们华夏祖先对北方领土没有扩张欲望吗?关于原因,我们可以从拉铁摩尔那里得到一些答案,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决定这个地区人民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影响历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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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一线是传统的农牧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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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内蒙古 蒙古 文化建设 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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