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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有关“骨刻文”研究探究的几点建议彩世界平台

浏览次数:161 时间:2019-09-19

图七   二里头遗址出土鸟首玉饰的孔洞底部160×

  四、甘桑遗址是有考古资料证明的考古遗址,应当成为今后平果文化遗产考古工作的重点。

早有耳闻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先生研究探索史前时期“骨刻文”,在学界引发一些争论与质疑。由于笔者先前未见相关资料,一直没有特别关注。在拙作《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一书中,也未涉及“骨刻文”。 2016年10月笔者参加甘肃广河举行的“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聆听了刘凤君先生关于“骨刻文”的报告讲演,才在他的ppt上看了“骨刻文”的照片,开始对刘先生有关“骨刻文”的研究有了初步的了解。当时我的基本判断是,这些骨头的年代可能没有太大的问题,大致属于史前龙山阶段;所谓“骨刻文”的痕迹也不像近代或现代作伪,但是这些“骨刻文”是人为刻划的还是自然草蚀或虫蚀形成的,无法判断,尽管刘先生坚称为人工刻划。刘先生也做了个别标本的电镜扫描分析,然而没有做契刻工具和工艺复原对比试验及其工具痕微痕分析研究。不过,我对刘凤君先生顶着学术界的各种非议,坚持“骨刻文”研究的执着精神,表示敬佩。不久,刘凤君先生给我寄来了他的大作《骨刻文》图录,我仔细翻阅了,看到了大量他所搜集的“骨刻文”资料照片。凭肉眼看照片,仍无法判断这些“骨刻文”是否是人为契刻的。这是学术界对于“骨刻文”最大和最关键的质疑所在。于是,我产生了一定要观察“骨刻文”实物标本后再做判断的想法。 2017年8月17日。刘凤君先生在山东大学组织召开了“骨刻文与世界早期文字比较研究座谈会”,我有幸被邀请参会,有机会用100倍放大镜仔细观察会场上数十件“骨刻文”实物标本以及用于比对的草蚀、虫蚀骨头标本。我个人的观察认为,刘先生收集的这些“骨刻文”痕迹,在微观上同比对组的草蚀、虫蚀痕迹,看不出本质的区别,在100倍放大镜下观察,二者的底部均为深峻的沟状,且极不平整,密布大大小小的纵向孔洞,似溶洞。这与陶寺遗址中期贵族墓葬IIM26出土骨耜上的人工刻文“辰”字及其刻文周边腐蚀痕迹的微观形态(参见拙作《陶寺遗址IIM26出土骨耜刻文试析》,《考古》2017年2期,97~102页。),皆存在很大差别。陶寺IIM26骨耜的刻文和腐蚀痕底部都比较平整,腐蚀痕底部局部呈冰封水波状,皆不呈溶洞孔洞状。当然,亦不可否认,肉眼观察刘先生收集的“骨刻文”痕迹,比陶寺IIM26骨耜腐蚀痕明显深峻得多。据此,我仍无法断然判定“骨刻文”是否系人为刻的。 由于学界基本一致认为,“骨刻文”是否系人为是“骨刻文”研究探索的前提条件。因此我建议,第一,做“骨刻文”的复原雕刻模拟实验,复原雕刻工具、雕刻工艺技术。第二,就复原雕刻模拟实验所用的工具与雕刻痕迹,做电子扫描微观对比分析,分析雕刻工具的微痕、雕刻笔道内的工具痕,同“骨刻文”标本上疑似人工刻道内微痕进行对比,比较容易判定“骨刻文”究竟是人工契刻还是自然腐蚀。第三,注意模拟复原人工契刻痕迹的深度同“骨刻文”痕迹的深度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我相信,有了上述科学技术手段的分析,“骨刻文”是否系人为契刻的争讼,便会尘埃落定。 另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是刘凤君先生收集的“骨刻文”的骨料种属庞杂,包括人骨、牛、羊、猪、鹿,没有特殊的选择性。早期文字尤其是史前时期的文字或符号,多数与宗教仪式有密切的关系,符号或文字的载体多集中在某几类特定的与祭祀仪式相关的用器上,比如半坡类型刻划陶符多刻划在红顶钵口部,大汶口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象征符号大多集中刻画在陶缸腹部。即使是记录性的文字,也不会随意选择载体。因此,“骨刻文”选择载体骨料随意性,应当予以合理或自洽的解释。 其二,“骨刻文”所在骨头部位无规律可循。如“骨刻文”痕迹出现在下颌骨任意部位,肩胛骨的骨板、骨臼内,人髋骨内面,股骨头球面,股骨臼凹面、肢骨骨干、牛距骨凸面等。这些状况都有悖于宗教和书写符号及文字一般都契刻在比较固定的部位之特征。尤其是骨头球面与凹圜面,很难下刀契刻。而“骨刻文”痕迹在这些难以下刀契刻的部位,延展自如,游刃有余,确实令人匪夷所思。所以,就“骨刻文”出现骨头部位的无规律性,也需要合理或自洽的解释。 其三,今后在考古发掘出“骨刻文”时,注意及时检测包裹“骨刻文”骨头的泥土的酸碱度,需找一定的规律,从埋藏土壤微环境的角度,为“骨刻文”是否为腐蚀痕迹的判定,提供科学依据。 其四,考古存在背景关系对于“骨刻文”的理解与判定至关重要。例如,陶寺IIM26骨耜“辰”字刻文的解读,便得益于其一系列考古存在背景关系重要信息:墓葬的等级、墓主的职能、骨耜摆放的位置与方向、骨耜本身的农具礼器特征、文字符号刻划的方向等等。因而记录“骨刻文”出土时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是不可或缺的。收藏家手里大量“骨刻文”因丧失了出土时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信息,其学术价值大打折扣。 总之,今后“骨刻文”的研究探索,应当尽可能利用多种手段与途径,其中科技手段尤为重要,比较全面系统地判定“骨刻文”是否人为契刻。确定“骨刻文”确系人为契刻后,接下来才是语言文字学或符号学方面的深入探索。(作者:何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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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4月,美国香格里拉出版公司的高思澜(Sheldon Lee Gosline)博士在考察广西平果甘桑遗址发现刻字石板时,宣称发现了甘桑、那豆、布逢等地的巨石天文观测遗迹、古岩洞墓葬、巨石宫殿遗迹、巨石刻划符号甚至地形图,认为在广西右江一带很可能存在着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巨石文明。5月中旬,高思澜通过人民大学魏坚教授与我相见,用ppt介绍了他在广西平果的“天文考古”重大发现。当时我表示十分震惊,也非常感兴趣,于是相约于2014年6月21日夏至前后到平果县进行一次实地考察。

 

 

图四  对岩石上的疑似古文字进行微痕复制

 

 

 

图六   疑似古文字刻痕的沟槽底部400×

  甘桑刻字石片真伪存在重大疑问。第一是大部分刻道茬口过于新鲜(图四)。第二是几乎都是可着脑袋做帽子,石片多大,篇章便刻多大或略小,篇章过于完整,与甲骨文、龙山刻符陶片残缺状态迥异。第三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有考古发掘品。第四是同一板篇章内极少有重复的字符,即便是标本002、003、004等超过百字的篇章中,重复的字符也是凤毛麟角;不同板篇章之间相同的字符也少得可怜,这些现象与甲骨文和金文篇章相比,显然不符合语言篇章行文规律,似乎不是正常的语言记录书写,而在刻意表现“所创造的独体字”的数量(据地方人士统计收集44片,1028个独体字,参见班弓召 ,2013年)。第五是甲骨文或貌似甲骨文与典型宋体字并存,宋体字如不(002-03-13)、示(002-03-06)、冗(002-03-12)、北(002-06-04)、太(002-11-06)、杏(003-01-09)、六(004-02-08)、从(简化汉字,004-04-07)、可(008-07-05)、¥(人民币符号,030-02-01)、生(倒书,034-02-02)。第六是刻字石片年代无法确定,其他一切进一步推测和分析都无意义。关于甘桑石板刻字工具技术分析,将由我队的叶晓红博士进一步说明。以目前的资料,我们质疑甘桑刻字石板的真实性。

  首先,低倍数下观察沟槽底部与侧面,未见任何工具形成的规律性痕迹(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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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西朱封遗址出土绿松石珠表面的一道沟槽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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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 布逢自然立石

 

  图三 甘桑遗址地貌

  其二,疑似天象观察遗迹中的巨石和疑似刻划了古地形图的巨石,均未发现人工制作痕迹。岩石上的孔洞、凹槽和裂缝应是溶蚀、水流或其他自然力导致(图二),这与附近山体上出露岩石表面的洞穴和裂缝成因类似(图三),只是后者尺寸够大不会轻易误导观察者。

  图五  甘桑遗址疑似观测点

图一  疑似古岩洞墓葬

 

 

  经过几天的考察,根据中国考古学和考古天文学的基本常识,我代表我的团队,简要总结一下此次考察的总体初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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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两处疑似古岩洞墓葬并非人为,属于自然形成。观察岩体上分布的或大或小的洞坑和沟槽,未发现任何人工痕迹,应是碳酸盐岩经溶蚀作用产生的喀斯特现象(图一)。

 

  此前,美国香格里拉出版公司的高斯澜(Sheldon Lee Gosline)博士曾宣称在甘桑、那豆、布逢等地发现巨石天文观测遗迹、古岩洞墓葬、古地形图等遗迹。其中,高斯澜博士认为大量岩石上出现的“刻划痕迹”是古人所为,这也是他判断这些遗迹性质的重要依据之一。

  在搞清甘桑遗址文化面貌和年代之后,建议通过区域考古系统调查,弄清甘桑文化及其的分布范围、聚落等级状况,综合考虑左江岩画、隆安大石铲等文明成就与之关系。

  其二,由于这些痕迹在肉眼观察时貌似接近平直的沟槽,沟槽内部还有一些近圆形的凹坑,尤珉博士曾提出这些痕迹可能是经钻孔之后再做刻划而成。我们对接近圆形的沟槽底部进行了放大观察,并未发现钻具所留下的规律性痕迹——圆周状沟槽,比较本次观察到的沟槽底部(图六)和真正钻孔形成的孔底(图七),便可了然。

  6月21日我队人员抵达平果县,22至23日,对甘桑、那豆、布逢进行现场考察,对甘桑遗址疑似天文观测迹象进行了预测性的“天文指向线”全站仪测量。考察分析平果县博物馆馆藏甘桑遗址发掘出土遗物和采集的刻字石片。24日参观隆安县大石潭遗址大石铲遗迹发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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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甘桑遗址的认识

 

  即便是经过天文史学计算,甘桑疑似天象观测个别数据确实有一定的天文学意义,也必须通过考古发掘地层关系来证明,该利用自然石灰岩的观象设施,在甘桑遗址使用期间被利用过。否则,仍不能将这个自然石灰岩与甘桑遗址直接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天象观测功能便成为空中楼阁,失去意义。换句话说,没有考古资料的支撑,单纯所谓的“天文指向线”没有意义。任何一个随机地点与远处的山脊线都可以构成二分二至地平历(定点历)观测系统,如果没有古人使用,这样自然的巧合,没有任何意义。

图九   疑似古文字刻痕的沟槽侧面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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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疑似天象观察遗迹中的巨石  

  三、巨石上多数刻槽为自然痕迹,少部分疑似刻痕有待电子扫描镜做工具微痕分析判定。关于这一点,我队的叶晓红博士将进一步说明。

 

 

  此外,关于甘桑刻字石片,目前仅经过肉眼观察,我们发现部分笔画的刻痕颇为新鲜,刻痕内表面与石片表面的次生变化程度也不一致。况且,这些石片多为泥质灰岩,并不像透闪石或石英岩等致密坚硬材料在埋藏环境中可以稳定地保存。也正是因为石片表面条件不太好,经测试发现微痕复制极可能进一步造成表面伤害,在与平果博物馆同仁商议之后放弃了微痕复制。但是,如果有必要,这些刻字石片可直接置于显微镜下观察,或许会得出进一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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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6月21日,应“广西甘桑‘天文指向线’的天文考古研究座谈会”主办方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驽、王辉、叶晓红和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徐凤先等一行前往广西平果进行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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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刻字石板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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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疑似古文字的划痕20×

  甘桑遗址大约15~20万平方米,可能是右江流域的一个重要遗址。它三面环山,形成天然屏障,可被视为没有城墙的“城址”(图三)。下一步,考古工作首先搞清遗址年代,能够早到什么时期,然后探索其内部功能区划、社会组织和社会形态性质。

 

  3. 疑似天象观测自然遗存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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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两处疑似“崖墓”属于自然洞穴,不是墓葬。

  其三,关于甘桑麦地里出露的一些岩石表面的划痕,高斯澜博士认为是人工痕迹,并且判断其中出现了古文字。我们考察的初步结论是并未发现明显的人工痕迹,判断其成因同上述两点。科学起见,我们针对岩石上的疑似古文字进行了微痕复制(图四)。

 

  其三,如果这些沟槽确实为某种工具刻划而成,沟槽的侧壁会留下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规律性痕迹——成组的、方向相近或相同的微痕排列(图八)。事实上,疑似古文字刻痕的沟槽侧壁与沟槽底部具有相同的表面特征,均表现为碳酸盐岩经溶蚀形成自然蚀面,将其形容为微观的喀斯特现象或许更为合适(图九)。

  虽然目前看到的疑似天象观测的石头(石椅)是自然的石灰岩(图五),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被甘桑人利用作为观测点的可能。我队用全站仪测量26个山头指向线方位角和仰角,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天文史学的计算分析,才能得出倾向性的意见。这一点,我队的徐凤先研究员将进一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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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扫描电镜的观察和分析,我们基本肯定岩石上疑似人工刻痕实际是自然力所为,这种现象在甘桑地区的喀斯特地貌中实属常见。

 

  回到考古所实验室,我对疑似古文字的划痕印模进行了扫描电镜观察和分析,结果如下:

 

  此次考察中,我们对高斯澜博士所指的“石刻”进行了仔细观察,大体有以下几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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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初,魏坚教授出面组织中外学者在平果的考察活动,并筹划“广西甘桑‘天文指向线’的天文考古研究座谈会”,平果县政府承办。会议主办方邀请我、我所的王辉、叶晓红博士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徐凤先研究员组成考古团队,参加考察和讨论。

图三   山体上出露的岩石表面

  图四  甘桑采集的刻字石板

 

  4.甘桑文明的宏观聚落形态考古研究必须重视

  图一 那豆石灰岩自然堆积

  班弨:《甘桑石刻文摹片及字符集》,广东科技出版社,2013年。

  一、那豆、布逢两个疑似点,没有任何人工建筑遗迹,地表和断面也未见任何文化遗物,不能判断为考古遗址(图一、图二)。疑似天文遗迹更无从判定。关于这一点,我队的王辉博士将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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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几点建议 骨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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