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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原历史的三峡——庚子之败彩世界平台注册网

浏览次数:150 时间:2019-11-08

甲午一战,大清输在掉以轻心,输在尾大不掉;输在老大帝国的傲慢上。一百多年后的中国,国力已经恢复到一定的强度,但同时,如何面对近邻日本的难题又一次摆在了中国的面前。而半世纪多以来贴有二战战败国标签的日本,有一些右翼分子则再次期待一场新的冲突或战争能让日本走上所谓正常国家道路,还能再次打乱中国的崛起进程。

姜鸣:我觉得这是日本,应该讲它是抓住了这样一个,他的明治维新是抓住了日本,就是在世界十九世纪的动荡变化中,学习西方从政治体制到现代科学知识,到教育,整个一整套的体制它都学过来了。在中国,当时那种封建的东西非常强烈,它只是在皮毛上学习,在物质层面,器物层面上的一种学习。这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除了军备,军队人员在甲午战争中也是极其重要的。现代海军的摇篮——船政学堂培养了一批近代海军人才。然而其余的军队人员组成大部分是贫下中农、过气淮军组成的所谓英勇之师,此种瓦岗英雄,怎么能打赢这场近代化的国际战争呢?有人说北洋海军军官:“研究海军战史,没有读通,误采用一个战例,生吞活剥的去模仿,以至大错。依样画葫芦,便落个一败涂地。”综上所述,甲午战争的海军并非表面排名所饰的那样有多么强大,在其内部军备、人力、物力、财力都随着败絮其中的清王朝一起腐朽了。

历史不能假设,但可能会重演。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却也有惊人的相似性。

第三,从军事上我们也可以分析北洋海军的运用,李鸿章对于自己亲手创建的这样一支战略打击的力量,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知道,十九世纪是一个海洋的世界,英国依靠强大的海军而称霸世界。美国人马汉提出了海权概念而震动了世界。也推动了美国在世界上的称霸。日本把大海看成是通往中国大陆的桥梁。把争夺制海权作为掌握对中国作战的主动权。所以他是一直在主动寻求同北洋海军的战略决战的机会。而中国呢,中国海军是把海洋看成防御的屏障。把海军消极地看成是运输船队,运兵船的护航力量和陆地防守的一种辅助。我们从甲午战争中丰岛海战、黄海海战乃至战争间隙中的海军运用,看到辽东的反登陆作战,山东的反登陆作战,刘公岛的保卫战,这些失败全部都体现了海军战略失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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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后,日本一直要求与朝鲜交换修好条约而长期未果,恼羞成怒,派军舰到半岛沿岸测量,双方交战,日本增派军舰,1876年终于迫使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约》。

第二,从用人上分析。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的干部准备,人才准备是极为不足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社会的变化,对于中国以外,当时就是很现代化的一个西方世界,是完全隔膜。仅凭激烈的爱国言论其实不能治国平天下。这里举一个例子,当时清政府第一批派往欧洲留学海军,是选了七个人,这七个人到了德国以后,学习军事,中国驻德国的公使就发现说这几个人在德国不遵守纪律,老是犯事故,出去赌博,笑话实在很多。当时一个德国人就问他,说你们怎么派这样的人到德国来留学啊?李凤苞,就是中国驻德国的公使,回答说,这种当兵的人本来就是无赖子弟,本非上品。就是说这些人,不上品的人就是当兵的。那个德国人马上就问他说,你们中国派这样的人离国七万里,到德国来留学军事,怎么能够这么轻率?如果我把你这种答复告诉了德国海军部,那你们这七个人不是更被看不起吗?这就是当时中国人对于留学西方的一个基本看法,和西方人对中国派这样的人去留学的一个非常大的疑惑。

以一人敌一国

戒备日本进一步控制朝鲜的清政府,促使朝鲜与西洋各国缔约。1882年,美国与朝鲜签订了修好通商条约。但由于清在朝驻军问题,朝鲜朝野纷争,又有壬午和甲申两次政变,协助镇压“甲申政变”的清兵与支持政变的日本警卫兵发生冲突,造成双方伤亡,成为日本干涉朝鲜内政的借口。1885年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清日双方都从朝鲜撤兵。

我们的这种局面的改变,是直到第二次中日战争,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抗日战争的时候,才有所改变。但是,抗日战争它所取决的是整个国际战局和反法西斯力量的一个综合的胜利。并不是中国的独立的力量去战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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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这种局面的改变是直到第二次中日战争——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抗日战争——的时候才有所改变。但是,抗日战争它所取决的是整个国际战局和反法西斯力量的一个综合的胜利,并不是中国的独立力量去战胜的。

姜鸣:今年是甲午战争111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有的历史学家把甲午战争称之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把后来的抗日战争称之为第二次中日战争,这两次战争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响极为重大,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这两次战争。

    中国的科技现代化最早的,是林则徐的船炮政策,走在中华时代前列林则徐,也仅仅是局限在炮火上,只搞炮火而不搞船舰。此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传统中国人对洋轮的不重视。究其原因,中原统治势力离海洋较远,纵然历史上有过秦始皇、郑和下西洋等下海经历,传统的中国人对于海洋也是陌生而又不会轻易碰触的。而且在近代中国人的眼中,洋船用于长江,吃水且容易搁浅。所以清政府对于洋船一直是没有兴趣的,直到洋务运动才有所改变。

第三条,他不愿意在这种没有把握的决战中消耗自己的实力。

姜鸣:好像没有。因为我觉得我过去的那些经历当中,我的同事也好,我的领导也好,一般都还很尊重我这种选择。就是说,再说我也不耽误,除了有很少的时候,我要参加一些学术活动,那么我就要请一个短期的假以外,一般我都不耽误,我从来不会说我因为要做历史研究,我得请假,一个月我不干工作了,我得做这个事,所以这样一种情况下,大家都很支持你。

    除了以上三大点,还有中国传统的旧式观念(对技术的不支持、官僚成见、畛域观念等)的影响,失败成了必然结果。这样一个朝廷,这样一批官僚,这样一支军队,能打赢这场国际性的近代化战争吗?在甲午战后短短17年,清王朝走完了它最后的路程,而现在,新中国慢慢的崛起,正以他特殊的方式逐渐的屹立于世界大国之列。我们更需得回顾历史、铭记耻辱、汲取教训!

119年后,再次回首这场战争对中国而言,十分必要。贴有二战战败国标签的日本,一直想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即修改《和平宪法》,拥有名正言顺的国家军队。而在日本右翼极端势力眼中,最能帮助日本实现这个目标的,就是一场战争。或许,在这些势力的如意算盘里,认为如果操控得好,一场合适的冲突既能让日本走上正常国家道路,还能再次打乱中国的崛起进程。

当时清政府雇佣的一个英国雇员,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赫德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比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这就是当时清政府雇佣的一个英国人对于甲午战争前后中国的那种改革的状况,社会的状况,所做出的一个形象的比喻。

    兵强将勇的满族女真人在吞占中原山河200年后变得奢靡羸弱,颟顸无知。整个中国被落后挨打的气氛所笼罩着。高高在上的统治阶层已走向了穷途陌路。战前的清政府,政权平稳交接,1889年,慈禧太后退居颐和园,宣布归政光绪帝。在这平静的政治统治下各种暗流涌动,自以为是的情绪蔓延开来。

中国政治家很早就看出倭国的崛起会对中国的生存产生严重的威胁,在民族兴亡的竞争中,倭国将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假设敌。在1874年的时候李鸿章就曾经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倭国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为了防御倭国侵略,他重视海防建设,组建北洋海军,十分明确地提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倭国起见。”

但是,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角,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创者和北洋海军的指挥者,李鸿章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也负有直接的和无法推卸的责任。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我认为至少包括外交、用人、军事三个方面。

    “我方的军舰,不但舰龄老,航速及舰炮射击速度,都不及日本。”“中国舰队庞大陈旧且迟缓,日本舰队小巧新颖且快捷。”北洋海军至此便端倪可察了。军队如此的更不必说北洋舰队的腐败了(太监干预、大炮上晒裤子)。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大清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处境,欧美列强又开始觊觎日本。这才使当时的日本上层觉得,如果不建立近代化的国家观念,把这些岛子、藩邦拢成一体,即使是四面环海的日本,也将会很快“国将不国”了。

主持人:金融和历史之间,曾经有过冲突吗?有没有过一种时候,说必须要做出选择。

    在完全听命于帝后的官僚政府中,简直是随着皇室一齐腐败。1884年,慈禧太后把恭亲王奕欣赶出了总理衙门,又一次的除去了中央权力突出来的一方。恭亲王奕欣是何等的人物,在近代中外交往中折冲樽俎,在官僚统治阶级中纵横捭阖。那慈禧太后的位子都是恭亲王扶上去的呢。官僚中的又一人物,洋人赫德,是清廷的公开间谍却身居要职,与李鸿章可谓是明争暗斗个你死我活。为了分散李鸿章的权利,赫德进言提议推荐醇亲王为海军总管。此一人物,为清朝皇室的首席大贵、纨绔子、大贪官。北洋舰队这一肥肉落在了醇亲王的手上,也难怪甲午战争中看似强大实则羸弱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在北洋舰队规划期中,曾有400万两的预算。而建军期间,北洋海军所用不过120万两(英国才50万两而已。)可见其中公款挪用,私囊窃取的官僚风气之重。李鸿章也不会因为公款之失而去找私家麻烦,他本人更有着“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讽语。那号称排名第八的海军质量是否是徒有其表也有待考证了。

如今,中日两国又站到了历史新一轮的起跑线上。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以及一些日本右翼政客不断地发出战争言论,中国人脑海深处的历史记忆被激活。

姜鸣: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应该是中国没有在这个改革中触觉到体制的变化,它本质还是用一些材料去裱糊那个破房子,来维持那种旧的封建秩序。这种变化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的话,那种器物层面,物质层面的改变,最终不能使得中国振兴起来,也不能使得中国在外来的那种危机当中寻找到自己的出路。

  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可谓是得罪了天下人,众人对其在近代中国的行为也是毁誉参半。在甲午战争中,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然而此人在天下人严重被批评为“卖国贼”、“误国者”,多数人,也把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全数归之于他。实际并非如此,笔者在了解李鸿章的行为事迹之后,不得不摒弃原有的错误观念,对其进行客观辩证的评价。

但是,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角、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创者和北洋海军的指挥者,李鸿章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也负有直接的和无法推卸的责任。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我认为至少包括外交、用人、军事三个方面。

李鸿章曾经最早倡导,说“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所以就有了后来绵延三十年的洋务运动。这个洋务运动它的军事上的重点,就是仿效西方,建立现代化的海军,以保卫国家的海防。这是当时的中国面对世界局势的变化,所做出的一个回应。

  中国海军在甲午战争之前对外号称是世界第八,然而甲午战争之后的一败涂地确不得不让我们反思这个日暮颓败帝国的新旧杂牌海军是否经得起实战的检验。

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倭国在《马关条约》逼迫中国偿付了巨大的战争赔款以后,它拨出2000万日元送给皇室,作为感谢倭国天皇节约皇室费用来发展倭国海军,现在倭国战争打赢了,他们拨出两千万日元让皇室用于他们的消费。这个事件正好同中国满清皇室在战前大肆挥霍国家有限的财力,而对于军事准备投入不足,海军经费被运用在修建颐和园等等,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使人感慨万千。

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来讲,21世纪是我们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希望和平崛起,但和平崛起并不取决于单方面的良好愿望。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的台湾局势,都唤醒我们要时刻回顾历史,居安思危。真正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

居上者无动于衷

第一条,他心里明白,1894年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不能被打一场仗来搅和。这是中国政治的最本质的那一部分,就不想打仗。

第一,从外交上看,客观地讲,李鸿章是清朝统治集团中对于中国当时所处地位认识得较为深刻,并且不断地做出改革回应的先行者。他目睹时局艰难,从承认中国国力和装备不如外国出发,立足忍小忿而图远虑,努力创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可惜,弱国无外交,从甲午战争开始之前到甲午战争结束,李鸿章几乎所有的外交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他想用以夷制夷,利用外国的势力来玩弄平衡,但对时局的错误判断,对竞争对手的情况不甚了解,所以他的结果总是被别人玩弄。既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也耽误了战备和时机。

    回观中国近代史的一幅幅画卷,可谓是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在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画卷中,最受瞩目的而且对中国伤害最大的要数1894年的甲午战争了。唐德刚先生把中国近代史比作是社会各方面的整体转型期的“历史三峡”,而甲午中日战争便是“历史三峡”的峡口。自此之后,庞大而又日暮途穷满清帝国在蒙昧中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醒,自此以后,伟大的先行者通过学习西方政治体制改革和推倒旧政体建立新国家两条路来拯救危亡中的东方雄狮。所以,研究学习甲午战争史在学习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们都知道,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惨痛的伤痕。在抗击倭国的侵略中,当时中国一部份的官员发布过高昂的抗战言论,中国官兵也曾有过英勇的抵抗,但是从全局上看,当时中国官方对于战争的战略指导和军事运用乏善可陈,没有什么是准备得好的,所以首战即败,每战皆败,无论是西式装备的海军,还是相对落后的陆军,战争爆发之后军事一败涂地,仅仅半年就在战争中全面崩溃。交战双方,倭国是虎视眈眈,有备而来,时刻在寻找时机,战略上倭国是主动的。朝鲜的东学党起义,作为倭国强行干预、挑起中日战争这样的一个契机也许是偶然的,但是训练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同中国来决战、最终通过朝鲜作为一个跳板踏上大陆、继而称霸世界却是倭国根深蒂固的指导思想。反过来,无论当时中国花多少钱买装备,或者不买装备,造颐和园,或者不造颐和园,中国在战略上都是被动的、消极的。倭国是在寻求崛起,并且清楚地知道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崛起的本钱就是实力。中国呢,是在防止坠落,它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是防止自己从世界中心地位的坠落。有一些人认为通过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中国可以免于坠落,而更多的中国人当时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面临着坠落的地位。当时清政府雇佣的一个英国雇员——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赫德——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比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这就是当时清政府雇佣的一个英国人对于甲午战争前后中国的那种改革的状况、社会的状况所做出的一个形象的比喻。

第一条,他心里明白,1894年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不能被打一场仗来搅和。这是中国政治的最本质的那一部分,就不想打仗。

    当然甲午战争惨败也是与中堂大人个人品行有一定关系的,毕竟“宰相合肥天下瘦”也并非完全是胡诌八扯之语。北洋海军那么大个肥肉,老于官僚世故的李鸿章能不贪?这点早就是官场之中没法子言明的事情了。除此之外,深居高位,李鸿章任人唯亲。其无论亲贵幕僚,皆数用于北洋或官场之中。虽然中堂大人有其个人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李鸿章之才识,不能全然抹煞李鸿章所做的贡献,大厦将倾,实非一人可扶之!

历史告诉中国,日本社会中具有这样的危险基因与帝国冲动,并且日本时刻都在做细致的准备,只要有机会,它就会牢牢抓住,并狠狠地咬上人一口。百多年以来的历史,已经多次印证了这一点。

主持人:谢谢姜鸣先生的回答。

所读的有关书籍,我就不一一写注释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日矛盾在朝鲜爆发,并且马上就要上升到一种军事冲突的边缘。而李鸿章是不想打仗的,他主张通过国际调停解决朝鲜危机。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大概有三条:

姜鸣:就是当时那个北洋海军,我们过去比较忌讳的就是触及它的那个腐败这样一个层面的事情。当时的北洋海军在清政府组建它的时候,包括李鸿章设计它制度的时候,已经充分考虑到官兵的待遇,充分考虑到当时军队和官场的腐败。所以当时海军的待遇是远远超过清政府的陆军,超过同级的许多官员,他是希望他用高薪来养廉,但是我就觉得,在政治制度上如果没有制约的话,你对一个人说,你本来给你一百块钱工资,我现在给你一千块工资,你能不能有效地防止他不想要两千块钱的收入呢?是防止不了的。就是说这个反腐败应该是一个结构性的,制度性的安排,而不是说我仅仅对这一个领域中的一些特殊人群收入高一点。从事实上讲,当时规定海军军官除了海军司令,就是海军提督以外,所有的人必须终年住在军舰上,准备作战,而不能在岸上去住。在岸上,他不能建公馆,但实际上大多数的海军,绝大多数的海军军官都在刘公岛建设了自己的房子,并且不仅在刘公岛,在各地,军舰经常去的那个各地。比方有人,我们举个例子,方伯谦他自己的年谱里讲,他家在福州有住房,在上海有公馆,在烟台有公馆,在刘公岛也有公馆。然后他在各个地方讨了小老婆,这个地方是这个小妾住的,那个地方是那个小妾住的。那么这种就是军队腐败的开始,也是一种违反制度的一种做法。包括丁汝昌自己还在刘公岛盖了房子租给这些军官住,他还可以挣房租,这种都是制度上的腐败,包括一些装备上的弹药,一些修理,就是维修都做得很差,这都是一种把这个钱自己贪污了或者怎么样,这是当时的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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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日本以朝鲜问题为借口向清政府宣战,这是一场日本蓄谋已久的战争。战争的结果导致了中日两国命运的改变:胜利者迈入了近代列强的行列,但之后日本帝国的野心不断膨胀,最终走上了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而失败的一方不仅承受割地赔款之辱,且刚刚开启的近代化进程亦被拦腰打断。当时清政府号称亚洲第一大舰队的“北洋水师”,弹指间樯橹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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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说,李鸿章确实是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英雄人物。梁启超对他赞誉:“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一代卓越英雄人物,实在可惜生在了错误的时代。在这里且不说李鸿章对于近代中国的种种贡献,单看其与甲午战争失败的种种因果。

今天的中国早已摆脱了任人欺凌的屈辱地位,国际地位、综合国力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今天来纪念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不仅是为了怀念历史,更多地是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在最近几十年里,我们已经拥有了和平发展的环境,在我们同学们自己的感受当中,似乎战争、动乱都是别的国家相当遥远的一个新闻,是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其实我们实在还是处在动荡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各种力量的消长,使我们必须以全新的目光审视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抓住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来讲,21世纪是我们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希望和平崛起,但和平崛起并不取决于单方面的良好愿望,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的台湾局势,都唤醒我们要时刻回顾历史,居安思危,真正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

第二条,他深知中国前三十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襟的破屋。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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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留下了文字记录和约400小时录音带的“海军反省会”。这一由个人发起组织的“学习会”,从1980年到1991年的11年间一共举行了131次。参加者从旧海军中将到少尉至少有二三十人。内容涉及开战、特攻,以及战后旧海军省如何向远东军事法庭做工作,为旧海军干部减刑等等。日本NHK收集整理了这些资料后,于2009年播出了三集特别节目《日本海军400小时的证言》,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主持人:那为什么同样是在近代化的过程当中,日本的改革可以触及到它的制度。但是中国的改革却没有办法来触及它的本质呢?

    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前对于排名世界第八的海军的认知是非常不看好的,他知道整个北洋水师和大清帝国只是一个纸糊的老虎,知道清朝统治阶层的腐败根本没有可能再对海军装备有所重视,他一步步妥协,睁睁得看着清廷的拨款流走。奉行着君为臣纲、忠孝两全的官僚李鸿章,明知不能战,太后说战便战;明知海军要军费,太后重修圆明园时还是把经费用于宫廷用度;明知赫德的间谍活动、奕劻对于海军衙门的腐蠹行为,却也是无可奈何而不为之的。在对于苟延残喘无能的清政府的主战命令,李鸿章只得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对于日本的种种行为,李鸿章只是寄托希望于西方列强。俄国人假意允诺,英美作势调停,让李鸿章过分的一开学于外交,以至于在空洞的外交中延误了甲午战争的军事准备工作。在1885年签订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那时候的海军是很有可能战胜日本的啊!他考虑周全,可是考虑的也太过于周全了。虽然李鸿章在近代的各种外交上都有着关键的作用,他一把骨头一把泪为清政府省下一亿白银,而实际上倘若李鸿章并没有过于抓北洋海军权力与保船避战政策,清政府对北洋海军的军费也不至于减少如斯。中日甲午战争也不至于惨败至此。但是,我们也并非李鸿章或者其近人,对于他也做不了客观的评价,历史自有历史评说,在那个举国蒙昧昏聩的年代,李鸿章一人之能救不了一国,其一人之过也败不了一国。时势造英雄,李鸿章是担下了国人对于清政府的矛盾,承担了这个千疮百孔末代王朝的裱糊匠罢了。

历史印证日本具有危险基因

主持人:我们一起先来了解一下姜先生的背景。

    在甲午战争中主力军队——北洋水师曾随着清廷在内外困境中的回复而一同发展起来,这段时期的复兴气象使王朝衰败得到遏制,史称“同治中兴”。中兴现象的出现和北洋水师短暂建立发展是在中华整体下坡被动挨打的情况得以缓和的表现。这时,风风火火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被镇压,国内战争结束;而帝国主义包围之下的外患也得以暂时缓解。在统治阶级内部,新的且稳定的政治权利核心出现,恭亲王奕欣崛起,招贤纳谏,熟谙外请。在官僚政府阶层,清廷任用洋人赫德进行科学的管理,增加了国防预算,内外交困的清政府下创办的北洋水师便有了经济保证。1894年(清光绪20年),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运送中国士兵前往朝鲜牙山,在丰岛附近海面被埋伏的日本浪速号巡洋舰悍然击沉,船上大部分官兵殉国,而这些官兵,是李鸿章所管理的“精锐”淮军。此次高升号事件直接击破清朝士兵的心理防线,对李鸿章本人也有了很大的刺激,在此之后,李鸿章创办并积极发展海军事业。这便是北洋水师短暂发展的原因。在甲午前夕,清政府的海军是排世界第8,而日本的海军排名是世界11~13位的。为何排名前于日本海军的北洋水师,在甲午一战竟会如此狼狈以至全军覆没?接下来的,便要认真研究甲午战争为何而败,为何至一败涂地的地步!

甲午战争助日本走上列强之路

甲午战争中,日本准确地按照了这个策略进行军事扩张,战后日本不仅夺取了对朝鲜的宗主权,《马关条约》还使得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偿付巨额的战争赔款,使得中国经济陷于崩溃,也使得日本得以运用这笔巨大的赔款完成了军事现代化,从而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对于后来的中日关系,影响非常大。

    古语有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记录下来的,大都是过来人经验智识的总和,正所谓道理是相通的,如果能够在思辨的基础上研究学习历史,在为人处世中必然能够受益。

查阅日本的这些资料,笔者感受最深切的,是日本民族对海洋的执着。这种执着,在甲午战争119年后、太平洋战争开战70年后的今天,在日本与有关邻国愈演愈烈的“岛争”中,又一次强烈地显现出来。

中国近代海军从成立起,花费巨大,从来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船,足以说明深层次的许多问题。客观来说,前后三十年的所谓“同光中兴”,就是同治和光绪年间的重新的兴旺,我们称之为现在叫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的军事装备,教育和培养了一支北洋海军,但是没有完成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任务。尤其是没有造就出一支具有高度国家意识和专业水准的军官群体。没有造就出一支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牺牲精神的士兵队伍。这种差距恐怕就是从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年里,中国军队在所有对外民族战争中,基本上是一触即溃,望风披靡,从无获胜记录的真正原因。

    而官僚集团中,分为了帝党和后党。帝党以帝师翁同龢为核心,聚集了一批“后清流”的御史谏臣。后党为奕劻等握有实力的地方大臣组成。中央的统治阶层在一片内忧外患的形势中以互相争斗来消耗着泱泱中华的力量。在两派中,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后党掌握着实际的权利,这个清朝命中注定的祸乱者叶赫那拉氏,在中国近代史中以昏庸无能、颟顸无知祸害中华民族的各项复兴事业而臭名昭彰!1892年,清政府宣布以太后万寿需款占用了李鸿章建设北洋舰队的经费,而慈禧太后更意图重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无奈工程浩大预算难计,预以修建颐和园来代替,这是慈禧太后为将来养老大策而准备的。由于经济问题和其他原因,北洋舰队放弃了英国的优质炮船,此次失去的是甲午战争中重创我军,起到主要作用的日本“吉野”号啊!就这么被日军买了去。李鸿章曾无奈言道:“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纵观整个近代清廷,并不缺乏李鸿章、左宗棠、林则徐等正气凛然之大人物,无奈执政的统治阶层处在腐化的中心,“君为臣纲”王纲解纽,纵然有至高的公私德行,也难奈形势所逼迫啊!

有的历史学家把甲午战争称之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把后来的抗日战争称之为第二次中日战争。这两次战争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响极为重大,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这两次战争。

学生:您好,姜先生,我是和您是同乡,我也是上海人。现在是中国传媒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在公元1811年是曾国藩诞生,1823年是李鸿章诞生,1835年是慈禧太后诞生,1859年是袁世凯诞生,1871年是光绪皇帝,也就是载湉诞生。那么这五个年份都是中国农历的羊年。很奇怪,中国历史上中国近代史上左右中国近代史这几个重要人物都属羊,那么在中国的文化当中,羊是任人宰割的。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很多人认为这五个人对中国历史的衰败负有很重大的责任。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中国历史在晚清时候,这种衰败,其实是中国封建文化和精神的一种衰退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总的暴露。我想,您对我的这个观点是否认同?另外对您前面所说的对李鸿章个人的问题,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也不能非常笼统地像1982年邓小平在接见撒切尔夫人时所说的,我们不能做李鸿章式的政府一样,去把光光这个签字的问题就能够说李鸿章卖国这样一个看法。我想您能不能对我这个看法做一下评论或者是能够指出一些自己的观点。就这样。

    中央政府的不重视。在甲午战争前夕对于朝鲜问题,清政府出台了“东事三策”的对朝政策。所谓东事三策,就是对朝鲜的三种不同态度。其一是把朝鲜国作为一个郡县内迁,为了方便管辖更为了加强宗主国的统治地位。但是正处在内忧外患的没落清王朝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实现这一策略,故此计谋废;其二是在列强的虎视眈眈下开放朝鲜,实行势力平衡。可是,满清贵族虽然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感受到了西方的强大,却仍然是颟顸自大。不过,纵然清廷有意如此,实力也不足以能够做到啊;其三是清政府一直以来就热衷于的办法——任其自由发展。真是令每一个国人痛心,我国征服朝鲜几百年,竟然把“万邦来朝”的实力给完完全全的丢失了。清政府这种愚昧无知的态度也是甲午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以至在1875年日本侵略朝鲜的江华战役中,总理衙门由于推卸责任的懦弱声明:“朝鲜内政外教悉听自为”而彻底失去对朝鲜的宗主权。

历史告诉中国 日本具有危险基因与帝国冲动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从1896到1897年,日本的经济开始进一步的起飞。日本的国家财力得到大幅度地提升。从此,中日两国的国运就在这个甲午战争之后,迅速地拉开了距离。

北洋海军的诸多弊端

与近代国家观念同时引进的还有殖民主义——善于学习“最先进”的日本人一下子就明白了,如果不想被殖民,那就要殖民。所以,日本就有了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之后就有了近代发动的第一场大规模对外战争——1894年甲午战争。

我们都知道,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惨痛的伤痕。在抗击日本的侵略中,当时中国一部分的官员发布过高昂的抗战言论。中国官兵曾有过英勇的抵抗。但是从全局上看,当时中国官方对于战争的战略指导和军事运用,乏善可陈,就没有什么是准备得好的。所以首战即败,每战皆败。无论是西式装备的海军,还是相对落后的陆军,战争爆发之后,军事一败涂地。仅仅半年,就在战争中全面崩溃。交战双方,日本是虎视眈眈,有备而来,时刻在寻找时机,战略上日本是主动的。朝鲜的东学党起义,作为日本强行干预,挑起中日战争这样的一个契机也许是偶然的。但是训练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同中国来决战,最终通过朝鲜作为一个跳板踏上大陆,继而称霸世界却是日本根深蒂固的指导思想。

119年前,中日各自走在自己的十字路口,然而两国间爆发的这场战争,却彻底了改变了双方的历史轨迹。战争之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遭受了割地赔款的耻辱,由此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日本凭借战争所获得的丰厚赔偿,一跃而入列强队伍。

反过来,无论当时中国花多少钱,买装备,或者不买装备,造颐和园或者不造颐和园,中国在战略上都是被动的、消极的,日本是在寻求崛起,并且清楚地知道,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崛起的本钱就是实力。中国呢,中国是在防止坠落,它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是防止自己从世界中心地位的坠落。有一些人认为通过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中国可以免于坠落,而更多的中国人当时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面临着坠落的地位。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的一次国运相搏。战前,倭国的谋略就非常明晰,它要通过甲午战争不但打败中国,还要割断朝鲜同中国历史悠久的联系,最终通过征服朝鲜来征服中国,最后控制整个亚洲。甲午战争中,倭国准确地按照了这个策略进行军事扩张,战后倭国不仅夺取了对朝鲜的宗主权,《马关条约》还使得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偿付巨额的战争赔款,使得中国经济陷于崩溃,也使得倭国得以运用这笔巨大的赔款完成了军事现代化,从而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对于后来的中日关系影响非常大。

主持人:从大学出来,其实本来是学历史专业的,为什么没有直接进入学术界去专门地做学术研究呢?

甲午一战,大清输在掉以轻心,输在尾大不掉;输在国力空虚,输在老大帝国的傲慢上。100多年后的中国,国力已经恢复到一定的强度。但同时留给我们的课题却是,如何掌控局势,更在于如何能动地掌控中日局势。

主持人:接下来是一位网友的提问,他的名字叫做“刘公岛的冤魂”,他说中国近代海军最终是失败于日本,其实谈论海军军官的腐败,应该是非常普遍的,那么当时的腐败情况到底有多么地严重?造成这种腐败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经过了一百多年腐败的情况在当今的中国还是如此地普遍?

当然,这些资料与甲午战争没有直接联系。所谓“反省”并不是中国人所期望的对战争罪行的反省。但是,就在日本战败,海军不复存在,甚至新宪法规定日本将不能持有军队的前提下,旧海军的成员们还是如此认真细致地反省过去,这种精神令人不寒而栗。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日矛盾,在朝鲜爆发,并且马上就要上升到一种军事冲突的边缘,李鸿章是不想打仗,李鸿章主张通过国际调停解决朝鲜危机。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原因大概有三条。

李鸿章在用人当中,一方面用了这样一些刚刚从学校毕业的人,更多的是用了一批当年跟随他淮军打仗起家的一些部属。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这些人同李鸿章“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当年是共患难,现在是共享功名——“徇他私情,展转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机偾事,贻误大局。”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我们看到中方的前线指挥官大多数将领和官员的表现大都可以用这几句话来概括,战争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是我们谈到他的用人。

主持人:好,谢谢姜先生。的确今天和姜鸣先生一起来回顾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历史,其实也是让我们重温了近代中国那一段非常惨痛的经历。我想借用刚才姜先生演讲的这个主题,来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录制。那就是都让我们牢记住甲午战争惨痛的历史教训。

第二,从用人上分析,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的干部准备、人才准备是极为不足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社会的变化、对于中国以外当时就是很现代化的一个西方世界是完全隔膜的。仅凭激烈的爱国言论其实不能治国平天下。这里举一个例子。当时清政府第一批派往欧洲留学海军是选了七个人,这七个人到德国学习军事,中国驻德国的公使就发现这几个人在德国不遵守纪律,老是犯事故,出去赌博,笑话实在很多。当时一个德国人就问他说:你们怎么派这样的人到德国来留学啊?李凤苞——就是中国驻德国的公使——回答说:这种当兵的人本来就是无赖子弟,本非上品。就是说这些人——不上品的人——就是当兵的。那个德国人马上就问他:你们中国派这样的人离国七万里,到德国来留学军事,怎么能够这么轻率?如果我把你这种答复告诉德国海军部,那你们这七个人不是更被看不起吗?这就是当时中国人对于留学西方的一个基本看法,和西方人对中国派这样的人去留学的一个非常大的疑惑。

如果说我们要从羊年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像曾国藩也好,像李鸿章也好,甚至像慈禧太后也好,应该说这些人都是当时中国非常杰出的政治人物。我包括认为慈禧太后也是很杰出的政治人物,因为她是整个洋务运动真正的支持者,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支持,那是不可能取得当时的成就的。但是他们毕竟有他们当时的历史局限性。毕竟他们当时的局限性。就是简单地用这种生肖来介入,我觉得我也不太同意。

至今被披露的记录有二。其一是战后1945年至1946年,由原海军首脑举行的4次“特别座谈会”,参加者包括七、八名原海军大将级人物在内的原海军指挥官29人。讨论从日本与德、意缔结三国同盟、到太平洋战争,以及军部的战争责任等。记录曾译成英文上交给了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后被每日新闻社整理出版。

那么您刚才又说对于签约问题,我觉得我刚才已经说了,对于签约问题它是一个过程最后的终结。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所有人都在争一些东西,但是这个过程走到这一步已经是无可奈何,到签约的时候,是最后结果,不是说是主观地要去签这个失败的。李鸿章当时在《马关条约》签约是以他挨了一颗子弹为代价,当时英国人评论说,中国到马关去谈判和约的时候,一点本钱都没有,尽管当时日本人说你签不签,你不签我就打你。你也可以判断说,日本人打了半年仗,他也很累,但是中国就更没有任何抵抗力量,所以这个东西简单地说是签约,我说我是不同意的,所以我同意你刚才,就是不能简单讲,当然在这个过程,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你做得更好一点呢,大过程就是中国现代化三十年和日本现代化三十年,为什么中国做得比日本差。小过程是甲午战争这个双方的指挥作战,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差。这个我觉得李鸿章都还有他自己的责任。

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军队被解散。但日本旧海军的成员却以各种形式非公开地对战争作了长时间的、大范围的“反省”。

姜鸣:我觉得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中国人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一直觉得非常不容易。我们要珍惜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机遇期,为中国在21世纪的民族的复兴,大家都要出自己的贡献。而不能每个人只关心自己。

日本真正的目的,在于排除清政府对朝鲜的控制,取而代之。日本正式向清政府宣战是在1894年的8月1日。甲午战争的结果之一就是朝鲜脱离了大清的册封,而被置于日本的势力范围,直至1910年彻底被日本吞并。

姜鸣:我想您刚才提的角度很独特,我没有想过,但我觉得这肯定是对的,就是说不能简单地说这五个人,在五个羊年里出生,所以他就是命中注定要被人宰割。我觉得确实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它走到了它的尽头。非常强大的历史惯性和那种历史包袱造成了中国在十九世纪应对世界变化中的措手不及和它的消极被动。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从1896到1897年,倭国的经济开始进一步的起飞,倭国的国家财力得到大幅度地提升,从此,中日两国的国运就在甲午战争之后迅速地拉开了距离。

主持人:好,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想请姜先生用一些简短的话语来结束您今天的演讲。

日本人的反思令人不寒而栗

主持人:好,那我想在和姜鸣先生了解了您的一些经历之后呢,下面就让我们来欢迎姜鸣先生为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李鸿章与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有请。

中国近代海军从成立起花费巨大,却从来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船,足以说明深层次的许多问题。客观来说,前后三十年的所谓“同光中兴”——就是同治和光绪年间的重新的兴旺,我们称之为现在叫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的军事装备,教育和培养了一支北洋海军,但是没有完成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任务,尤其是没有造就出一支具有高度国家意识和专业水准的军官群体,没有造就出一支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牺牲精神的士兵队伍。这种差距恐怕就是从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年里,中国军队在所有对外民族战争中基本上是一触即溃、望风披靡、从无获胜记录的真正原因。

第三条,他不愿意在这种没有把握的决战中消耗自己的实力。

第二条,他深知中国前三十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襟的破屋,实际上不足以战胜倭国。

姜鸣:中国政治家很早就看出日本的崛起会对中国的生存产生严重的威胁。在民族兴亡的竞争中,日本将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假设敌。在1874年的时候,李鸿章就曾经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为了防御日本侵略,他几乎要重视海防建设,组建北洋海军,十分明确地提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

战后倭国拿到了中国的这笔赔款以后派在什么用途?首先,倭国把中国的战争赔款运用于军事扩张,从1896到1902年七年间,倭国陆军的扩张费达到5400万日元,海军的扩张费达到了1.25亿日元,合计是1.79亿日元。这笔巨款使得倭国军队进一步扩张,为在后来的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奠定了军事基础。第二,倭国把当时所获的全部赔款加上中国偿付的利息,价值4000余万英镑,全部储存在英国的苏格兰银行,然后从中提出7260万日元作为银元兑换准备金,完成了倭国从银本位变为金本位的币制改革,这样就使得倭国迅速地迈入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第三,倭国用中国的赔偿建立了三项基金:一个是花3000万日元建立了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一个是花1000万日元建立了灾害准备基金,第三是用1000万日元建立了教育基金。他说这个钱在平时可以用于这三个基金,到了战时全部卖出这些基金,就可以用作军需。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的一次国运相搏。战前,日本的谋略都就非常明晰。它要通过甲午战争不但打败中国,还要割断朝鲜同中国历史悠久的联系。最终通过征服朝鲜来征服中国,最后控制整个亚洲。

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几十年里,当两次鸦片战争的硝烟散去之后,中国人当中的一部份先行者已经看到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所未有的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思考。魏源曾经说过要“师夷之长计以制夷”,就是要学习外国人的技术来制外国人。李鸿章曾经最早倡导说“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所以就有了后来绵延三十年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军事上的重点就是仿效西方,建立现代化的海军,以保卫国家的海防。这是当时的中国面对世界局势的变化所做出的一个回应。

我这里给大家介绍的简历相当地简单,因为这是我们在网上能够查到的惟一的资料。姜鸣先生是在1957年出生,1984年的时候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在是在中国银河证券公司上海总部担任总经理。出版的着作,除了刚才我所提到的《龙旗飘扬的舰队》,还有《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以及《被调整的目光》等等。

明治宪法的颁布、部分改变不平等条约,以及甲午战争,被认为是日本跨入近代社会,也就是所谓“脱亚入欧”的三大标志。而甲午战争的导火索则事起朝鲜半岛。

中原历史的三峡——庚子之败彩世界平台注册网站。中原历史的三峡——庚子之败彩世界平台注册网站。那么当中国面临西方列强的入侵,面临亡国灭种生存危机的时候,我们隔海相望的东邻日本,也遇到了同样的挑战。中日两国对于西方的回应几乎是同步的。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日本把效仿西方,脱亚入欧,就是它要离开亚洲进入欧洲这样的一个理想和政治改革列为国策。通过明治维新,消除了藩封割据,完成了中央集权和君主立宪。又把海外扩张,以朝鲜为跳板,踏上大陆,继而征服世界,作为其具体的步骤。这样,中日两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就会出现了碰撞。

当中国面临西方列强的入侵、面临亡国灭种生存危机的时候,我们隔海相望的东邻倭国也遇到了同样的挑战。中日两国对于西方的回应几乎是同步的。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倭国把效仿西方、脱亚入欧和政治改革列为国策,通过明治维新,消除了藩封割据,完成了中央集权和君主立宪,又把海外扩张、以朝鲜为跳板踏上大陆、继而征服世界作为其具体的步骤。这样,中日两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就会出现碰撞。

主持人:所以我想在今天呢,可能如果接着我们来回答这位网友的问题,也是同样我们需要有一个制度的制约来杜绝腐败的现象。谢谢姜鸣先生来和我们交流网友的问题。接下来就请我们在座的同学提问。

这里简单地讲一下《马关条约》以后对倭国带来的契机。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军费实际开支是2亿日元,相当于它1893年正常财政开支8000万日元的2.5倍。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向倭国赔偿了2亿两白银,又因为赎回辽东半岛而追加了3000万两白银,总计是2.3亿两白银,折合成英镑大约是3700万,加上我们分年偿付的利息350万镑——这个钱折合成日元是3.64亿元日元。倭国去除它的战争成本,它纯粹从中国获得的赔款,也就是说它的战争纯利,是1.7亿日元。

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几十年里,当两次鸦片战争的硝烟散去之后,中国人当中的一部分先行者已经看到中国面临了数千年所未有的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思考,那么魏源曾经说过要“师夷之长计以制夷”。就是要学习外国人的技术来制外国人。

其实,在此前1871年,中日虽然签订了修好条约,但琉球王国的归属未定,海界未划。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1879年日本入侵并吞并琉球。一直对日“绥靖”的清政府加强了警戒,开始建设北洋水师,但这又成为日本加紧军备扩张的借口。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1894年的9月,日本海军和北洋水师在黄海海面进行了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如今,一百多已经过去了,但是人们仍然会记得当年甲午海战的那种惨烈场面。而且人们也仍然会在思考,当时号称世界第六的北洋水师到底败在何处。对于这些问题,我想每个人可能都会有着自己的答案,而有一本书名字叫做《龙旗飘扬的舰队》。在这本书当中,作者就用现代意识来审视历史。对中外海军进行了比较研究。而同时,对于海军的发展策略,对于清朝政府,对于清流政治,也进行了自己的分析。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我们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姜鸣先生。你好,姜先生。

119年后,再回首甲午战争,对中日两国都是必要的。119年后,再回首中日之间的那场战争,触碰的是中国人百年来内心最深处的创伤,但痛楚、耻辱、愤怒、遗憾之外,还应有更多的思考……

李鸿章在用人当中,一方面用了这样一些刚刚从学校毕业的人,更多的是用了一批当年跟随他淮军打仗起家的一些部属。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说这些人同李鸿章“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当年是共患难,现在是共享功名。“徇他私情,展转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机偾事,贻误大局。”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我们看到中方的前线指挥官大多数的将领和官员的表现,大都可以用这几句话来概括。战争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是我们谈到他的用人。

日本近代战争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海战史——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美太平洋战争。而对于中国而言,近代最大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海战,就是甲午海战,还打败了。

我觉得反腐败,说到底不是收入多少,不是说人穷了会腐败,人钱多了就不腐败,因为对于欲望的渴求,不是以简单的一个金额数,它关键是制度的制约。

而日本以甲午战争为契机,以令中国不可思议的速度,跻身世界列强。

主持人:感谢姜鸣先生带给我们的演讲。的确,回顾历史我们可以从历史当中学习到很多东西。特别是对于今天我们面对的局面产生一些警醒的作用。有一个问题在这里想和您交流一下,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看中国近代的海军史,看他们的种种失败,其实就折射出了中国近代化过程当中的种种困境,种种困难。那么根据您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中国近代海军史的研究,您会觉得中国近代化它的失败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回顾历史:居安思危实现民族复兴

中原历史的三峡——庚子之败彩世界平台注册网站。姜鸣:我觉得李鸿章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他具备了两重性。一方面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对于西方了解中高级官员中的一个最了解西方的人,他所具备的世界眼光,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使得他对于防止那座大厦,那座房子马上就要坍塌下来,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就是我刚才已经剖析过的,就是李鸿章他毕竟是一个封建官僚,他不是一个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我觉得过去的历史学界,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特别地用一种意识形态去苛责前人,就是说,李鸿章你签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是中国失败的,你就应当承担,因为你签了这个约,你就是一个卖国贼。是不是仅仅说签约的人是卖国贼,我觉得这就很肤浅,我们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讲,就不应该简单地就事论事地说,谁在那个条约上签字,那很多人说我不签字,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从这个角度上说,李鸿章有他当时的责任感。但是,我不太同意就是说是认为李鸿章这样,就一切都可以为他辩解了。因此,他就是一个改革的政治家了,因此就是如何如何了。他毕竟对于中国的近代化事业的失败,他自己是有很大的责任的。清政府曾经给他很大的信任,非常大的权力,但是这些事情最终没有弄好,他也有自己的责任。

第三,从军事上我们也可以分析北洋海军的运用,李鸿章对于自己亲手创建的这样一支战略打击力量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知道,十九世纪是一个海洋的世界,英国依靠强大的海军而称霸世界,美国人马汉提出了海权概念而震动了世界,也推动了美国在世界上的称霸,倭国把大海看成是通往中国大陆的桥梁,把争夺制海权作为掌握对中国作战的主动权,所以一直在主动寻求同北洋海军的战略决战的机会。而中国呢,中国海军是把海洋看成防御的屏障,把海军消极地看成是运输船队、运兵船的护航力量和陆地防守的一种辅助。我们从甲午战争中丰岛海战、黄海海战乃至战争间隙中的海军运用,看到辽东的反登陆作战,山东的反登陆作战,刘公岛的保卫战,这些失败全部都体现了海军战略失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今天的中国,早已摆脱了任人欺凌的屈辱地位。国际地位、综合国力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今天来纪念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不仅是为了怀念历史,更多地是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在最近几十年里,我们已经拥有了和平发展的环境,在我们同学们自己的感受当中,似乎战争、动乱都是别的国家相当遥远的一个新闻,是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其实我们实在还是处在动荡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各种力量的消长,使我们必须以全新的目光审视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抓住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第一,从外交上看,客观地讲,李鸿章是清朝统治集团中对于中国当时所处地位认识得较为深刻并且不断地做出改革回应的先行者。他目睹时局艰难,从承认中国国力和装备不如外国出发,立足忍小忿而图远虑,努力创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可惜,弱国无外交,从甲午战争开始之前到甲午战争结束,李鸿章几乎所有的外交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他想以夷制夷,利用外国的势力来玩弄平衡,但对时局的错误判断,对竞争对手的情况不甚了解,使他总是被别人玩弄,既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也耽误了战备和时机。

姜鸣:我是1984年离开学校的,离开学校的时候,实际上我也没有从事学术工作,我当时是到机关工作了,我曾经在上海市委组织部还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就在九十年代初,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证券市场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我就转到了证券行业。

第二,日本把当时所获的全部赔款加上中国偿付的利息,值4000万镑,4000余万英镑,全部储存在英国的苏格兰银行。然后从中提出7260万日元作为它银元兑换准备金,完成了日本从银本位变为金本位的币制改革。这样就使得日本迅速地迈入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

对我来讲,证券是我的一份职业。历史研究是我的一个兴趣。这个兴趣对我来讲也是保留了二十多年,因为我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当时老师就组织过一个学术沙龙,在这个沙龙里,很多同学都想来研究中国近代的军事史。在那个时候,我跟老师做了一个承诺,那个承诺就是说我来研究近代海军史。那么过了这么多年,我自己一直是把当时对老师的一个承诺,变成了自己的一个理想或者是一种信念,一种兴趣,一直在坚持着。

主持人:姜先生在了解了您的简历之后,我想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觉得非常特的地方,那就是一方面您是银河证券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在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而在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历史学家,而且还有很多本的这种历史的专着出版。不知道金融和历史这两者毫不相关之间,您是怎么找到一种其中的内部的关联。

这里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等到日本在《马关条约》逼迫中国偿付了巨大的战争赔款以后,它拨出了2000万日元送给皇室,作为感谢日本天王节约天皇的皇室费用来发展日本海军。现在日本战争打赢了,他们拨出两千万日元让皇室用于他们的消费。这个事件正好同中国皇室,满清皇室在战前大肆挥霍国家有限的财力,而对于军事准备投入不足,海军经费被运用在修建颐和园等等,这样一种对比可以使人感慨万千。

主持人:另外呢,既然您今天的演讲题目也提到了李鸿章,我想李鸿章也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人物。其实对于李鸿章,我想我们在座很多观众也应该都非常地了解,对于他的人物塑造,人物形象,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当中是经历过很大的变化。小时候在教科书当中,历史书会把他描述成为卖国贼,出卖了中国的领土。然后前几年像有一些电视剧,包括《走向共和》。又把他塑造成了另外一个方面的人物。说他是杰出的外交官,杰出的政治家。但紧接着有学者指出说,其实他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他也没有能够逃脱中国官场的潜规则。他会行贿受贿,并不是说人们想像当中的那样的一个理想的政治家。所以既然您是对近代史有研究,那么您对他会怎么评价?

姜鸣:就是和我当时的分配状况有关系。同时也同我自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人要是做历史研究,如果对现实生活不是非常理解,对今天的事情不是非常了解的话,你想要去了解历史,有时候会比较肤浅。所以我当时觉得,就是说到机关也好,到社会上去也好,积累一些我对现实中国的变化、对于现实社会的那种体验,也许对于我后来去在历史研究中,能够看出一些纯粹在大学里,在研究所里做研究人员的那种角度,会有些不同的变化。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当时我觉得是一种挑战。

第三,日本用中国的赔偿建立了三项基金。一个是花了3000万日元建立了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一个是花了1000万日元建立了灾害准备基金。第三是用了1000万日元建立了教育基金。他说这个钱在平时可以用于这三个基金,到了战时全部卖出这些基金,就可以用作军需。

我这里简单地讲一下《马关条约》以后对日本带来的契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军费实际开支是2亿日元,相当于它1893年正常财政开支8000万日元的2.5倍。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向日本赔偿了2亿两白银。又因为赎回辽东半岛,追加了3000万两白银,总计是2.3亿两白银。折合成大约是3700万英镑,加上我们分年偿付所付的利息350万镑,这个钱折合成日元是3.64亿元日元。日本去除它的战争成本,它纯粹从中国获得的赔款,也就是说它的战争纯利是1.7亿日元。战后日本拿到了中国的这笔赔款以后,它是派在什么用途?日本用中国的战争赔款运用于军事扩张,从1896到1902年,七年间,日本陆军的扩张费达到5400万日元,海军的扩张费达到了1.25亿日元。合计是1.79亿日元。这笔巨款使得日本军队进一步扩张。在后来的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奠定了它的军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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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帝国 日本 甲午战争 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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